有个社交媒体“名媛”叫 Candice Miller,人设是嫁入纽约犹太房产富商家族的全职主妇,工作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炫富。不是咱这种小打小闹的炫富,而是卡戴珊那种凳次的,曼哈顿大豪宅,海滩度假豪宅,私人厨师、私人司机、私人管家、私人保镖那种,什么衣服包那都不叫个事儿,朋友圈都是跟伊万卡川普谈笑风生。
然后今年七月,她老公把她和俩孩子送去一年一度的欧洲奢华游,自己在家里车库里自己的保时捷卡雷拉里开尾气自杀了……他继承自他爸的房地产生意已经倒欠银行好几千万了。自杀前几天,他甚至在问朋友们借一千块钱……
泡沫一破,各种事都曝光了。曼哈顿的豪宅是一个月四万七租的,连里面的家具都是一个月一万二租的。别说房产生意欠的那些巨额债务了,连这房租、家具租金都欠着好几个月呢。
我觉得没有“文学的理想”这种东西,这一定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而不是作家出说来的词汇。文学就是一只眼睛,一只透过它能够看破所有“脂正浓,粉正香”的天眼。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和境界,它本身是终极的,不追求终极。正是因为作家以与众不同的眼光在追逐描摹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作家是创造了the world而不是the book。没有群众的文学这种东西,只有the bestseller——市场角逐中的优胜者。所以凡是打着群众的大众的文艺的文艺,跟文艺只会渐行渐远。《红色娘子军》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剧院上演,可以在芭蕾技巧技术上臻于化境无可挑剔,可以找到当代的所有权威为它的艺术性背书做注,但它注定是要被人遗忘的作品。这里面最艺术的部分是什么,是特殊时期只有这部剧是唯一的娱乐时,那个传奇的女主角传奇的三连跳三抬腿,是很多男人的性启蒙。唯在这一刻,这个作品是艺术的,文学的,它让人们忘却了本能以外的所有立场,支配了现实的所有因素。
语言相对论似乎认为,语言的结构提供了思维框架,这种思维经常被误解为产生了文化。
但我认为,语言结构只是文化模因的生存环境,失去了或被其它模因侵占的语言,只是一片死珊瑚。
可以从语义的扁平化看出来一种文化的实用和整合导向,科技在成为一种席卷文化的新环境,科技的流动性由导致环境差异没有那么大。
如果语言的价值观模因,没有通过使用者进行转换和思辨,即附加上实用性功能的快车,这种模因就容易消亡。
在工业时代,谁会关心梵语中对各种神微妙解释,揭示了何种关于轮回呢?一般都是拿基督教作为一个文化标准,进行对比观察。
工业时代更多关心功能性用途,好比猎麝取香,「印度灵修」被整套印度哲学中抽离出来,因为它能够恢复心灵疲惫,重新投入生产。
女性主义就没有政治吗?金爱烂的《三十岁》写了邪教和传销如何摧毁了女老师和女学生的人生,写出了当下韩国压抑的社会氛围。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更是直接写了四代韩女生存的时代各自面临的压力:封建时代底层白丁奴隶一样的生活状况,日本殖民时期,因为朝鲜战争和亲人们分居两国,韩国80年代女性只能做家庭主妇的命运。说实话我在《素食者》里反而看不到这么清晰的历史书写。
我们为什么要将女性主义和历史书写割裂呢?《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对整个意大利社会氛围的描写:法西斯怎样在战后仍然存在,共产主义者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女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劣势地位,这些深刻的政治议题难道没有体现吗?
如果没有女性主义运动,我想韩江完全没有机会和与她水平相当的作家竞争这个奖项,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你我都心知肚明政治天然厌女,男性天然的抱团排挤女性。那为什么要将这位女作家和女性主义割席呢?哪怕她其实没有女性主义对想法,她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受利者。
我们都是,所以我们才要继续努力,我们的书写同样充满价值。
觉得自己不懂爱
因为看过太多说法说爱中必然包含攻击性啊或者破坏欲啊之类的,说爱让人痛苦,但我belike如果爱让我痛我宁可不要爱()我要舒服()
所以说我嗑cp大概也是这样的,如果cp一方对另一方是通过施加痛来培养和巩固爱,我belike这个嗑点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嗑(。
中医的底层逻辑是玄学和系统观。
有效性姑且不论,我觉得中医既然那么灵活,应该引入「班气」这个概念。
班气淤积,表现为双目无神,印堂发黑,应该按按脊椎,喝一些安神药,打打五禽戏,远离风水不好的办公室,远离八字不合的领导。
吴邦国的官方讣告中有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这条官方评价很古怪。吴邦国父亲吴忠性是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一名科室主任兼主任教官,因为这个背景,在文革期间被暴打三个月。吴邦国自己都是被迫害对象,在当时有什么能力抵制文革?
2010年,吴邦国在人大报告罕见表态说要汲取文革教训,显然他汲取的教训是強化社会控制。
中国在2004-2005年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制改革,其中最大改革就是強化了党对司法系统绝对控制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倒退最惨重的一步,但是绝大多数平民毫无知觉,甚至学术界也没有意识到这2004-2005年司法倒退正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代初期,由于制度混乱和不成熟,党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控制程度还不够,即使是中央机关也无法有效地协调和调动各个部门协作。这种情况间接形成了类似权力制衡的效果,其实只是权力无效、失序和混乱。
2004年以来,胡锦涛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所谓的法制建设,许多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国际媒体)以为中共所谓法制建设是向着法治道路前进。
我在近期文章《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指出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以来中共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並不能依照语境的“法治”来理解,而是要理解成绝对強化党对政府机关和社会各个环节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说,所谓“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指的的是党用法律来強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权。
吴邦国讲反思文革教训就是在胡锦涛政府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加強党对政府机关的绝对控制和加強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的绝对控制。鉴于从胡锦涛时代起就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強化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并不是西方语境中讲究司法独立的法治,而是用法律来创立制度和机构,用这些制度和机构来控制和约束社会。
胡温体制比江泽民体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強化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自由化和法治化。大错特错。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巨量政治体制改革,胡温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都是反自由化和反民主的。
你永远不能轻视中共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你既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他们的政治术语,也不能从西方语境来理解这些行话,而是要从中共自身的政治生态来理解,这样你就会发现,中共並不是简单重复大话、空话、套话。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紧箍咒就缩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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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无意辩经和跟戾气太大的人说话,不同意我的牢骚您可以block,多谢你的不打扰。
超级讨厌没有边界感和爱装b的人
”其实他没有变得那么老(只有后脚跟是真正老了),也没有变得那么小。实际情况是:他好像是被魇住了,必须显得老和显得小。身为成年人,却没有负成年人的责任,就只好往老少两端逃遁。
"I‘m open to take another path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