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波伏娃》笔记搬运

作息

波伏娃和萨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有天命在身，写作的天命，哲学的天命。在人生很早的时期，就深感自己与众不凡，未来会有所成就。

波伏娃十几岁的时候就苦读哲学，制定了非常严苛的作息表，要求自己每天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假期制定好大大小小的规划，要求自己啃下各种哲学大师的著作，同时有规划地学习英语和法语。对于规划她基本都坚持并实现了，她很早就能直接阅读英语和德语原文的书籍（文学和哲学），相反萨特不行，在英国访问期间，波伏娃想去看狄更斯相关的文化古迹，而萨特兴致缺缺，更想去深入探访英国底层工人

萨特和波伏娃的性格差异

波伏娃有非常“女性”特质的情感，这是很多人在评价波伏娃，用一个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判断，仿佛为了证明这个写下《第二性》的作者在感情上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多年来，不断有文学评论和艺术圈内人士试图通过自己的二次加工出另外一个感情善妒的波伏娃形象，向当时的公众和后代传达出这个名女人的可怜和可恨之处

在我看来，这种拙劣的明褒暗贬手法过于低级，实际上波伏娃在和萨特的工作和友情中，有非常多的理性的一面，如果用传统的话语表达，她非常的男性。在早年的信件中，波伏娃常常苦恼于她所爱的男人还有其他的爱情关系，她会妒忌和害怕，同时也会为了爱人的离别而心酸，而萨特往往会鄙夷这种人的情绪化，相信人应该用理性生活，但仅仅从这些片段，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萨特比波伏娃更加理性。

从生活规划上看，波伏娃显然比萨特更善于做精细规划，她的外语掌握得更好，外语首先需要大量时间的投入，这涉及到了生活的高度计划性。其次，研究表明，影响逻辑能力和外语能力的都是人类的左脑，而且她的阅读量更加宽泛，她比萨特更加重视阅读量的积累，看重从他人之处得来的智慧。还有一个关于她善于时间规划的佐证是，她一次性通过了国家哲学教师考试，和萨特不分伯仲，有传言萨特能拿第一名仅仅因为占了巴黎高师的出身优势，阅卷人觉得巴黎高师比索邦更适合拿到第一，而这是萨特的二战考试。

而相反，萨特一定就不情绪化吗？我看未必，人通常挂在嘴边的都是自己缺乏的，当一个人过分强调理性，那他可能就是非理性的。萨特花花公子的属性来自于他对自己长相和身高的深度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本身也是非理性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精神药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了甲虫幻象，本质上是出于深度的空虚和不安。如果按照神秘学里面关于能量的说法，双方都有信念，信念是双方的能量来源，而波伏娃总体能量是高于萨特的。

电影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能看完，但中间分心玩手机多次。看过了传记再来看电影，就仿佛在考证。

很多人批判这部电影将波伏娃在关系中的地位处理得过于低下，诚然我部分认同，电影中波伏娃在关系初期一些姿态太传统女人，当萨特在她的女学生处受挫时，他回到房间打碎了镜子，波伏娃第一反应是像一个母亲一样把他拉到卫生间，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安慰他自己再帮他介绍一个漂亮的斯拉夫女学生。在她一次重度肺病独自卧病在床时，她的母亲前来看望，问她萨特呢，为什么不来照顾她，她却愤怒地解释她和萨特是特殊的关系，所以萨特不用来照顾她。这两端对比起来，不禁让人觉得波伏娃连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大婆还不如。在一段关系中，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因为看过传记，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波伏娃，但是导演和主创团队作为法国人，认为这是他们眼中的波伏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和这么做，这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波伏娃后于萨特成名，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40年代陆续有作品出版，但还没有成为著名作家，此时萨特已经出名，合办《摩登时代》

50年代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拿了龚古尔奖，出版的《第二性》销量特别好，在多个国家引发轰动，虽然英语的翻译很糟糕+有诸多删改，直到21世纪才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文版本。此时波伏娃日渐在国际女权运动中占据重要位置，而萨特因其政治观点冷门，逐渐边缘化，同时遭受严重的情绪问题，药物依赖严重。

变老的恐惧

进入到五十岁，开始忧虑变老的问题，年轻16岁的情人也在某一年终于结束了爱情关系，退化到友谊，后来又有新的青年学生和波伏娃建立了关系。母亲罹患癌症，在她去世前六周，波伏娃一直陪伴在病榻，母女关系缓和了很多，她把诸多感悟写到了作品里。

写作是她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方式，母亲和萨特死亡的时候她通过写作和出版缓解自己的情绪。

70年代第一本关于老去的著作评价不高，和她的写作方式有一定的关系，认为写得过于笼统和难懂。她研究了大量先贤和作家对死亡的描述，写成了第一部分的综述，然后开始在第二部分写自己的看法。

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老去最可怕的是孤独。她认为自己的人生大部分时间是不孤独的，有最亲密的朋友们的陪伴（扎扎、萨特、各种男性情人、西尔维），但随着年龄增大，特别是萨特死后，她的孤独感日益增重。

政治观点

主张是社会主义和左派的，1955年在中国访问一个月，产生的灵感后来写作了《长征》，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对法国政府，和萨特分别收到过死亡威胁
女性主义，公开谈性和女性的自由，第二性出版后每天花1小时和读者通信，鼓励女读者追求自我
巴以冲突支持以色列
60年代开始写自己的自传，得到的关注很高，但也将她和萨特的关系公之于众，让萨特的一些情人不满。她一直在反思她和萨特的关系伤害了一些第三人

萨特的离世

萨特死前有很长一段身体衰弱期间，波伏娃承担了照顾陪伴健康和全力承担编辑工作的责任。萨特死去后的那个夜晚，她曾经爬上病床和他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萨特的讣告中只有一部分提到了波伏娃，他的所有相关遗产都是阿莱特处理的，波伏娃要求拿到萨特一本著作的手稿，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之后波伏娃出版了萨特和她的通信，声称是萨特生前的要求，她一直信奉的是伏尔泰的名言，给生人尊重，给死人真相，但这也直接到了她和奥尔加姐妹关系的破裂。

在萨特死后，她收养了西尔维，因为她的妹妹不在巴黎，没有办法从医学和法律关系上担任监护责任。西尔维一开始很反对，因为西尔维目睹并厌恶阿莱特在萨特事务上的处理方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西尔维有正式工作——作为一个全职的哲学教师。

在她去世前的几年，仍然在写作和积极参加政治上的女权运动，这个时候法国有了女性的政党，更激进的女权宣言，但波伏娃并不认同，认为是一种暴政。

这些年，波伏娃仍然对身边的亲朋很慷慨，在她的坚持资助下，朗兹曼的影片最终上映，并在上映前由波伏娃公开写了赞扬的文章（发表在上映前，是因为担心无法活到上映时），同时还资助了妹妹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画展。

死后

很遗憾的是，波伏娃死后的讣告，大部分都提到了萨特，更讽刺的是用和萨特的关系来贬低波伏娃的成就，认为第二性是在实践萨特的哲学，她是萨特的一个好学生，还有一部分讣告直接贬低波伏娃的文学和哲学成就。其实在生前，波伏娃的男性朋友确实一直有对她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要不是过分难懂，就是不重要。

按照波伏娃的要求，死后她和萨特通信中她的部分被出版了，这个时候受伤的是另一个生者——比安卡。

女性主义支持者和女权运动，对她褒贬不一，反对者两种观点，要么认为她过于女权，要么认为她不够女权

日本

波伏娃六十年代和萨特到访日本，因为第二性的日文版本出版，她在日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访日期间做了一些公共演讲，给日本女性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要争取经济独立。

诚然，波伏娃在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热烈的欢迎，甚至欢迎更甚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美，她的晚年，她的名气在美国依然很大。也让人思考，为什么从政治上看全世界的女权运动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经济社会文化上看无论是哪个国家女权仍然感觉有种在封闭的环境中做布朗运动的趋势。

在老旧的波伏娃纪录片中，有一段材料说的是dupont夫人的婚后生活，虚构的是一个几千万法国妇女的缩影，一个女人在婚后如何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一旦结婚，就有不低的概率需要面对丈夫的出轨、不忠和欺骗，经历作为人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利的丧失，浪费大量的时间在处理家庭事物、等待丈夫和保持美丽上面，现在的社会又好在哪里，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幻象依然没有改变，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仍然一样，在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女性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剥削，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下需要养育更多的子女，还要出门打零工补贴家用，甚至在一些国家家庭中的女性需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卖淫或者贩卖器官来为家庭贡献更多的价值。

波伏娃首次到访中国的时间是1955年，比访问日本的时间提前了十年以上。当时的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所做的实验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还包括婚姻文化和家庭生活，通过集体化来破裂坚固的宗族社会，同时也冲刷了原子化的小家庭。在这个时期到访中国，波伏娃受到的冲击是剧烈的，作为一个算得上激进的左派，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怀有的情感是正面和强烈的，使得她回法国以此为题材写出了《长征》。

放在2022年的中国，读到这段往事百感交集。当前的微博热搜是，一个有点小权力的地方体制内精英，在家庭中疯狂殴打他的妻子，因为监控视频的流出，其残暴和不人性令公众哗然。在一个女性声音居多的社群里，女性忧心的话题是，在受到家暴之后，如何能够顺利的离婚，从中走出来（家暴仍然不是法定离婚的理由之一，同时目前还有离婚冷静期）。

这一两年，波伏娃的著作在中国重新走向了流行，80年前的运动思想的先驱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于波伏娃既是夸奖，又是讽刺，更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