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民军事化管理，到全面自由化，转变只在一周之间。一周左右的时间，能够发生什么足以促成这一改变？能动性要么来自国际，要么源于国内。国际压力如果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早就应该发生了，没理由延宕至今。那么动力只能产生在国内。当然外媒及其拥趸会讴歌打印纸运动。但这大多数人获悉后还未及出门看热闹，参与者就作鸟兽散的小场面，真能有此能量？同期发生的国内大事，就是江泽民之死。江的死，在民间造成了一种舆论氛围，称“江治下虽然腐败，至少自由。总比现在好。”很快，当局一面恢复江时期的自由，一面采取了若干人事变动步骤。其中有一个变化非常耐人寻味：官方分三天发出一句话新闻，其一，陈敏尔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其二，原浙江省委书记，新晋政治局委员袁家军任重庆市委书记；其三，李鸿忠不再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接任。将一则人事变动，拆分成三部分，分三天公布，目的自然是降低影响。针对谁的影响？自然是江势力在政治局内的唯一残余，李鸿忠。如果要清除江系势力，那么是在民心思江的氛围下进行，还是在民意中立的环境下操作有利？答案不言自明。这就是目前自由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