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时候,“紧张”只是一种假装。
因为从小到大,家长希望你挨训的时候俯首帖耳,老师安排你对待学业严肃认真,领导更是要求你工作期间“态度端正”。东亚的社会环境里,紧张是一种供给权力上位者自恋的养料。手里有点权力的人总是在教训别人:做得好别骄傲,做得不好更是没有资格嬉皮笑脸。笑可以是标准的、讨好的、谨小慎微的,但绝不能是开怀的。你过得那么高兴,他们的快乐哪里来,他们在你这个年纪吃过的苦又算什么?
其实只要退出这个身份,后退一步观察自己:此事就算搞砸,对我自己来说实际损失不大,晚上回家依然照常吃饱入眠。就会明白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表演,我们学会了很多交互方式,就错把交互中的角色真的当成自己。真实的自己,其实完全不需要为满足别人在心灵上折磨自己。如果有利益方面的需要,可以有意识地“表演”,但此刻你知道自己是出于更高层面的目的而“表演”一个尽职尽责、尽善尽美的角色,并非此事真的事关生死,“紧张”便无附着之地。持续、多次地觉察和练习,这种后天习得的、扭曲的情绪生成路径就会慢慢废止。
从这一种情绪开始观察,会发现许多更大、更复杂、更难以应付的感受,来源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也就是一些玄学中所谓的“植入物”,是“为道日损”中需要“损”的部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破层层尘埃,每个人本性空空,本自具足。
人是会变的,但是无法被人推动。
必须是自己嘣的一声想通才行。
想通之后,即使让他想通的所有道理都是别人和他重复过无数遍的陈词滥调,即使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新的事实,新的感悟,这个事情也无法由别人代劳或者加速。非得自己和自己死磕才行。
你和他说,你何必要,怎么就非得,其实犯不上,你不如就。对方连连点头,也真往心里去,也努力去想,但是还没想通,没听见那嘣的一声。那就统统没什么用。
一直到嘣的一声来了,他原地跳起来,说我何必要,我怎么就非得,我其实犯不上,我不如就。都是一字不差的道理。但是其实是某些东西从语言翻译成了他脑袋里的其他的存在,现在又翻译回了语言。想通了。突然就通畅了。
这些东西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也需要他自己的不懈努力或者说拧巴。道理说一遍就行了,让他自己在脑子里嚼。然后你等着就行了。
哇哦,虽然我知道文革当中砸了不少东西,但到底砸了多少,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印象。
结果wiki还帮忙整理了一遍。
用余则成的话来说就是:
希望朋友们可以帮忙转发扩散🙏:
此条嘟文和写意文章开放转载授权,不需要标明出处和原作者,感谢大家!
【和韩江父亲韩胜源召开记者会的附加说明】
这场记者会不是韩江父亲自作主张替韩江开的。韩江此前因故更换手机号码和住所,记者一时之间难以获取相关信息,只好改变战略,所有的联络都涌向韩父家中,韩父被迫关停自己的联系方式,只能用夫人的手机和女儿联系。
韩父和韩江商量之后,决定一边让韩江在首尔出席出版社组织的记者会,而(上了年纪言辞间缺乏条理)的韩父也得在当地官员(即郡守)的帮助和陪同下,接待连夜开车六七个小时到乡下登门拜访的记者们。两边同时进行记者会是为了一次性解决记者们好奇的问题,避免持续性的“骚扰”。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韩江临时告知父亲取消首尔记者会的消息,但乡下的记者会已经定在八点左右,郡守和记者们已经到位并布置好现场。就算临时取消,记者们显然也不会放过近在眼前的采访机会,而郡守也很难在“非官方、不可控”的场合帮助韩父“一对一”应付记者。
此外,韩父这一代的作家和报社、记者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作家的投稿可以提高报社的质量,记者的报道保护作家的人身安全,这种联系也影响着韩江早期的创作,从这个角度也很难推辞记者的采访。(“当初我们报社是怎么帮助光州出身的作家的,现在得奖了就可以过河拆桥了?“)
因此“韩江拒绝记者会,韩父举行记者会”原本是一个多方获益的做法:韩江获得“国际性作家”的名誉、韩父满足媒体和大众的好奇心,尤其是澄清所谓“韩江继承家学渊源“的谣言、记者有了报道材料可以向上级交差。我看了采访全场视频,确认过没有所谓“父权”“爹味” 内容,因此决定摘录*采访内容分享给朋友们。
之后我发现国内开始出现不少如“韩父替韩江召开记者会,是为典型东亚之父”之类的言论,一开始非常内疚,以为是我在文本翻译上的疏漏导致韩父在中国背负骂名。刚才发现这类言论其实另有源头(见链接),而但凡阅读过记者会全文的人也很难得出上述的逆天结论。事已至此,阻止偏见的散播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只希望相信我的朋友能够了解事情的全貌。记者会全文我已整理到写意,方便各位阅读参照。】
*摘录指省略韩胜源的重复发言和地址等隐私信息,省略记者的部分无效或重复提问
写意:
(https://writee.org/lmihwlvow3)
https://m.cmx.im/@lola/113313703747492378
记者会翻译内容的原始嘟文:
https://bgme.me/@plazadeflora/113298450467796362
“我今天一上班:
(1)一个学生跑进教室说:“老师,戒严了。”“我知道,坐下来学习吧。”(2)三个学生说:“老师,戒严令——”“老师知道,我会在社会课上讲解,坐下来把书打开。”
(3)学生(跑进来重复一样的话)
于是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近现代社会史课……
孩子们在午餐时间到处唱《弹劾尹锡悦》。
他们说他们会去参加抗议,如果抗议被抓到也没关系,因为他们还没到14周岁。
我也希望这是我编的。他们说自己因为没满14周岁,所以不要紧,打算去示威。他们说因为老师去示威会被抓走,所以他们去就行了。这是民主主义国家会有的话吗?还是从孩子们的口中说出来的。今天真的很难过。不是因为上不了课,是心里太难受了。“
几年前写下这些话时,还不像现在这么沉重:“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官府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直不高。这十年,官府把大部分资源都用到发展控制能力上,在行政治理方面,政策目标越来越不切实际,官僚系统整体上处于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绝对控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带来的几乎全是负面后果:恶化了所有关系,激化了所有矛盾,社会丧失活力,经济滑坡,民生凋敝,资源急剧向对社会施加绝对控制的权力中心转移。如果官僚系统不能有效发挥行政功能,就只剩下吸血鬼功能,最终演变成一具庞大的僵尸。这是绝对控制取代有效治理后已经产生的演化趋势。
即便不了解现代政府治理和行政管理的知识,只凭常识判断,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在把社会上几乎所有建设性力量当成对立面,在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条件下实施有效治理。在官僚系统不能有效运转的情况下,遇到全国性紧急事件,下得不跟中国现代史上类似困境中的做法一样,求助于底层流氓无产者。中国现代史上每次大规模社会灾难都是上层武断颟顸跟底层流氓无产者合流造成的,造成的潜在破坏力相当惊人,已经显露出来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全面控制和武断统治的一大问题是,知道怎么开始,不知道怎么结束。而且,那种绝对控制的统治方式只有在封闭的时空才能长久维持下去。如果后者是目标,要实现那个目标就必须制造一个封闭的时空,正常一点的时段相对封闭,非常时段绝对封闭。这十年大致是从相对封闭拉回到绝对封闭状态。不过,即使全面控制也消灭不了大多数国民的人性,因为全面控制的反人性特征,普通人会以各种主动或消极的方式反抗。从现在到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大概率会停留在一个压制与反抗都成为生活日常的时段。”
不幸的是,最近高频发作的无差别凶杀事件已经成了中国的日常。
某副制作于1500年左右的塔罗牌对命运之轮牌的处理有一点不同。在这张命运之轮牌中,一名男子躺在地上,幻想着自己的未来。(如图49)在他上方,一个有着动物头和人身的生物正抱着命运之轮向上升腾,它说道:“我将统治。”趴在命运之轮顶部的生物已经完全是动物了,它说道:“我正统治。”最终,一个完全的人抱着命运之轮的另一侧向下坠落,这个人说道:“我已统治。”这张牌是在暗示,在我们寻求尘世中的成功,也就是命运之轮可以提供的那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人性的一部分。令我们成为人的并非成功,而是失败。
大部分人都会竭尽全力避免失败。然而,我们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人生课程。对医生来说,失败有时关乎生死。医生们会定期聚在一起,举办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研讨会。在此类会议中,一位医生会展示一则进展不顺的病例,其他医生会一起帮忙找出这位医生的医疗队伍究竟在何处犯了错。当一位医生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给病人带来了痛苦,甚至导致了病人的死亡时,这位医生心中喷涌而出的情绪会锁住关于这些事情的回忆。如果我们用塔罗牌的象征手法来表述的话,这些情绪就充当了效果惊人的杯子。尽管医生们并不能一一记住他们在讲座上听到以及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内容,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犯下的重大错误。此类学习方式非常重要。在大部分法律中,某位医生在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研讨会上说过的内容,不可以在渎职诉讼中作为对该医生不利的证据。这样一来,医生们才能在此类会议上没有顾忌地自由表达,不用害怕会造成什么法律上的后果。
失败还可以让我们不那么动辄对他人评头论足。失败让我们能够看到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因而更加包容他人的不完美。失败使我们免于傲慢,失败令我们变得温柔。
图49 某副意大利塔罗牌里的命运之轮,制作于16世纪伊始
命运之轮是炼金术中的循环的化身。我们必须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地旋转,直到汲取了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为止。尘世中的荣耀和名声转瞬即逝,它们来去无常,变幻莫测。这些荣耀和名声还让我们错把好运当作自己的优秀品质。最终,推动我们在成长的艰难道路上前行的并非成功,而是失败。
@Scarl 就事论事,这些资助者的问题在于并非资助他人就意味着自己可以获得在人格上凌驾他人的权利。同样的道理,去消费,不意味着顾客就有高于服务员的人格——花钱买不来提升人格的权利,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这样做,不是说谁花钱多谁就是大爷,更别提这些人不仅把自己的人格提升了,还把被资助者的人格降为商品以物代之(这些人心里显然不认为生命是平等的)——恶之大者,其无二乎。
当然了,这是个应然问题,道理上应该这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现实中很多服务人员或弱势群体为钱所困,不得不低头,但那不是对花钱的人低头,而是对来自生活和社会的压力低头。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资助者明显还具有趁人之危的恶行——虽然不一定有恶意,但公共领域,论迹不论心。
我看还有人强调资助小孩不是她们的义务……确实不是义务,但也不是责任,所以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和立场,她们更加没有了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利。她可以不资助,但并不存在因为资助了就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逻辑。
类似的逻辑谬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国家保卫了你,养育了你,赏了你一口饭,所以就有了统治你压迫你制裁你的资格和权利。是不是很眼熟?对,专制独裁的极权国家的爪牙走狗常用的套路。
Mill在《论自由》里有个说法:真理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完全可能反复被扑灭和窒息。真理唯一的优势,是一旦机缘凑巧得以生根,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环境和土壤,谬误就很难反扑了。韩国这次闹剧般的戒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所以像闹剧,不是像简中说的那样是因为韩国人就是在瞎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什么是“正剧”的逻辑,已经(历经无数次反复后在人)在所有人心里扎下根来,才反衬出戒严令的荒谬。进一步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对士兵的枪口,无论是议员、记者还是普通民众,与其说表现出来的是勇气,但不如说是对这一幕的共同的、直观的、本能的荒谬感。甚至连执行命令的士兵自己,也因为这种内心的感受而理不直气不壮。我不是说韩国人没有勇气,而是说,当勇气修成正果,成为每个公民的习惯,敢于挑战社会共识的人,就会自然显得荒谬。而这种“你TM在干嘛”的荒谬感,才是保证社会正常秩序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内核。
又想起来一个电话诈骗的,家婆最近中招。
在德国,无论谁/哪家公司/啥啥机构打来电话,要是突然加一句“Sagen Sie ‚Ja‘.”那就是纯骗子。你条件反射回答“Ja”,录下来就是你同意签合同了,有法律效力的。
还有就是不要告诉别人家里电表的号码。任何人有了你的电表号码,就能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替你签新的供电合同。说不定啥时候你就会收到死贵死贵的电费账单。
万一不幸发生了,可以打你家本地电力公司(不一定是你签合同买电的那家,而是来装电表的那家)。家婆挂掉电话反应过来不对劲,赶紧让家属给那个骗子打电话。电话当然打不通,上网一查,好多人上当。于是家属打了本地供电公司的客服电话。客服表示,因为这个电表正好最近合同到期换另一家的电,问题不大。要是不放心,过一个月再打电话查一下当前的供电商就可以了。
你好,无意辩经和跟戾气太大的人说话,不同意我的牢骚您可以block,多谢你的不打扰。
超级讨厌没有边界感和爱装b的人
”其实他没有变得那么老(只有后脚跟是真正老了),也没有变得那么小。实际情况是:他好像是被魇住了,必须显得老和显得小。身为成年人,却没有负成年人的责任,就只好往老少两端逃遁。
"I‘m open to take another path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