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之病与男子十倍难疗,以其嗜欲多于丈夫成病。病则倍于男子,加以疾妬忧患,慈恋爱憎,深着坚牢,情不体觧,以为病根深疗之难差也。”[27](P471)在这里嗜欲的身体被描述为疾病难以被治疗的根源,它看上去不仅将女性客体化,更带有浓重的教化意味。事实上“妇女之病比男子十倍难疗”这样极具性别色彩的论述古来有之,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经》

凡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治。考诸经言,病本一体,所以难治者,妇人众阴所集,常与湿居,十五以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内伤五脏,外损姿容,月水去留,前后交互,瘀血停凝,中路断绝,其中伤隳,不可具论,生熟二藏,虚实交错,恶血内漏,气脉损竭,或饮食无度,损伤非一,或胎疮未愈,而合阴阳,或出行风来便利穴厕之上,风从下入,便成十二痼疾

孙思邈指出女性更加容易罹患疾病的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由于怀孕、生育以及出血导致她们更倾向于气虚,此外她们过多的阴气与其性成熟相关联,导致情绪上的不稳定[28](P89)。需要承认的是,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的确明确提及“女子嗜欲多于男子”,但是如果放入全文中,作者主要意在以此说明妇女情绪的不稳定性,为她们需要“立别方”做理论铺垫。

如师尼丧夫之妇,独阴无阳,欲男子而不可得,是以郁悒而成病也”[32](P119);又如《妇科玉尺》中将“室女寡妇师尼”病态化的论述:“愆期未嫁之女,偏房失宠之妾,寡居之妇,菴院之尼,欲动不能遂感,愤不得言,多有经闭之疾。”[33](PP9-10)“妇女之病比男子十倍难疗”以及“女子嗜欲多于男子”这些原本作为医学理论性的论述经过历史的重构,实现了文化价值的转向。医者将女性过盛的情绪赋予了道德价值,而女性病患往往并不乐于看见自己罹患疾病的身体与寡妇、女尼或者充满欲望的在室女存在某种共通性,因而不得不规诫自身的行为与情感。

在这里女性病患所处的阶级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前,女性患者奔赴男性医者处就诊并不受到限制,而从宋朝开始性别所致的区隔在不同阶级中出现了分流[45](PP275-282)。这在明清的医案中呈现出了相似的态势,医者与娼妓、仆妇之间的沟通往往显得尤为顺畅。无论是王孟英在《归砚录》一文中对于娼女荣瑛自述的记载[46](P461),还是孙一奎在《孙氏医案》中对于李妓的问诊记录[15](PP746-747),作为妓女的病患往往可以对于自己的身体境况进行详细的描述,且即便涉及隐疾也不见扭捏之态。她们之所以在叙述过程中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羞耻情绪,主要与她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有关。情感表达是一个过程而非仅仅是一种结果,人们依据身份标准输出行为或是努力透过角色扮演宣布或证实自己所拥有的地位[42](P112,PP127-128)。然后依据他人对于自我表现行为的反应进行调整,如果他人的反应证实了身份标准,个体将继续这种带来自我身份证实的行为;相反,如果他人的反应没有证实现有的身份标准,那个体将会体验到负性情绪,比如羞耻[42](PP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