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一个网友姐妹吃饭，她说她想要出国想拿身份完全是被恐惧驱动的，因为她大学四年正好赶上疫情三年，上了四年学被封了三年。她说她想要的就是自由，她再也不想让别人决定自己能不能出门。

我们知道做决定有两种模式，喜好/爱驱动，以及恐惧驱动。我希望自己做决定是被喜好驱动的，但我也完全理解她的这种“恐惧驱动”。我在想这种恐惧甚至并不会随着拿到身份这个动作完结。我理解中国人对身份和房产的渴求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称之为集体创伤一点不为过。

我常常问工地同事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再做bartender，你不能再做服务业，你会做什么”。很多人完全没想过其他答案，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也见过有同事说自己想做一辈子服务员的。我知道有些中国人对此嗤之以鼻，觉得这些白人头脑简单胸无大志不想出人头地，做服务员没意义。但是我觉得这种从不会未雨绸缪的不假思索，是出于长久以来平静的生活状态和一直在线的政府保障。卷、削尖脑袋往前钻，说到底还是因为人们害怕朝令夕改，公共资源匮乏，以及无人兜底。

这个网友姐妹和我说起封校的时候，我立即想到辞职之后我试着给端写的第一篇稿子（一共给端写过三篇，这三篇多多少少都和封控沾点边，可以说是被政治强奸的产物，但我不在乎，这些事就是我那个时候该做的）。原来稿子里那些学生就代表着她——想要洗澡、想要走出宿舍、想要回家而不得的学生。

写那篇的契机是当时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硕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有学生因为抗争封校而招致处罚。

在这之前，我已经超过五年没有写过长稿子了。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但我觉得这事儿必须要做。我和当时合写的另一作者顺藤摸瓜找到了很多京沪高校的学生，我的初衷就是想要记录这些：有人看见、有人知道、有人记得。

昨晚回到家我又看了一遍，一方面我会带着对过往作品的审视，知道里面的很多用词和结构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用，另一方面，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沉重。

我能感觉到身处其中的人的小心和无力，也感觉得到写的时候自己的叹息。

快两年了，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我每天过得挺高兴，挺充实，完全不会和人主动提起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因为我不想和一些有共同记忆的人抱团取暖，反刍舔舐集体伤痛。

但这些事就刻在我脑子里，我往前走了很远，但不代表我忘了过去；我不会总是提起，但不代表这些东西会消失。我觉得我多多少少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这完全不是背着这个记忆走沉重不沉重的事，沉也得背着，我不允许自己忘了。

那篇文章的评论非常典型，是久居境外的华人对国内学生带着镣铐与阉割去反抗的讥讽，还有嘲笑。站着说话不腰疼总是容易的。

当时的一个采访对象这样说，“在中国，一场最和平的示威，可能都比美国一场严重的骚乱威力还要大，因为它是被完全禁止的。”这些久居海外的人永远不会懂——我不希望自己变成这种b人。